延安整风期间，战士们在认真学习讨论
党的六届七中全会会址
学习，是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鲜明品质。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进一步深刻认识到：“我们所处的环境，比任何时候要来得复杂；我们的任务，也特别来得繁重与艰难。我们的民族，正与敌人进行着决死的搏斗，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因之必须我们要努力地学习。”在毛泽东号召下，党在延安时期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学习高潮，开启了依托干部学习教育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革命的生动实践。
一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不久，即在瓦窑堡恢复“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并与“中共陕北特委党校”合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1937年2月，中央党校进驻延安）。12月，瓦窑堡会议提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此后，中共北方局、华中局、西北局等相继成立党校，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相继创建。陕甘宁边区所属的地方党委，也建立一些干部学校，对干部进行轮训。1938年9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我们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养”“很不普遍，很不深入”的状况指出：“领导一个几万万人口的大民族，进行空前的伟大的斗争。所以，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地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1939年2月，中共中央设立干部教育部，专门领导全党的马列主义学习运动和在职干部教育。3月，正式发布《延安在职干部教育暂行计划》。5月，干部教育部召开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毛泽东发表重要讲话，他提出：“要把全党变成一个大学校”“全党的同志，研究学问，大家都要学到底，都要进这个无期大学”。6月，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对开展起来的学习运动作九条指示。1940年初，中共中央先后发布《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推动干部学习，并采取一系列举措抓好贯彻落实。
这一时期，为确保干部学习的“持久性与经常性”，中共中央确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两小时学习制度，并将5月5日马克思生日定为干部学习节。进一步明确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为主的学习内容，并组织编撰和翻译马恩列斯的著作及苏联的教科书，例如《马恩丛书》《列宁选辑》《哲学选辑》《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政治经济学》等。为了“使每个人都学有所得”，普遍建立干部学习小组，并根据参加学习的干部从事工作、文化水平等的不同，划分为甲、乙、丙等不同类别的小组，分别规定不同的教育课程，分别指定教员、指导员帮助学习。“为了把学习运动更加推进、更加提高”，注重开展经常性学习检查。“全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总检查，每四个月一次，由中央干部教育部领导举行之。军事机关，边区机关和中央直属机关，每两个月检查一次，由各主管机关分别领导举行之。各支部干事会须每个月检查一次。”
二
随着学习运动的逐步深入开展，干部学习中理论与实际相脱节问题日益凸显。对此，毛泽东提出，“必须加强干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为干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1940年8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布《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党报上的重要文章要有助于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10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再次就策略教育作出部署。1941年5月，在延安干部会上，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提出改造全党学习方法和学习制度的任务，批判了理论和实际脱离的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明确指出“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8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并设立调查研究室，毛泽东担任主任一职，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9月，中共中央通过《关于高级学习组的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组，毛泽东任组长，同时要求在延安和外地各重要地区成立高级学习组。9月至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关于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报告，报告指出“现在，延安的学风存在主观主义，党风存在宗派主义”“要分清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和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会议决定要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11月，中央军委发布《关于高级军事干部学习的决定》，特设军事高级学习组，朱德任组长。在给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的指示中，毛泽东指出，“本组研究方针，以理论与实际联系为目的”。12月，《中央关于延安在职干部学习的决定》明确提出“为求得理论与实际的一致”所必须坚持的四个原则。同月，《中共中央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发布，进一步明确学习马列主义理论的目的是为了使人们“能够正确地应用这种理论去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而不是为了书本上各项原则的死记与背诵”。
这一时期，为克服只注意马列主义抽象原则学习带来的危害，中共中央要求把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实践过程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作为加强策略教育和提高在职干部学习质量的主要内容，并陆续组织编撰了一系列学习教材。从1940年下半年开始，毛泽东亲自主持收集、编辑和研究党在六大以来的主要历史文献（1941年12月，《六大以来》正式印制，编入1928年6月党的六大至1941年11月共500余个文件），成为中高级干部学习的重要文件资料。为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既学得理论，又学得实际”的号召，延安各中央机关、各群众团体、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都先后派出调查团、考察团，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写出了一系列调研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妇女生活调查团撰写的《沙滩坪调查》、西北局调查研究局考察团撰写的《绥德、米脂地区农业生产问题初步研究》、林伯渠撰写的《农村十日》、张闻天撰写的《出发归来记》等。根据九月会议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开始更加注重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总结党的历史经验，以求从政治路线上分清是非，达到基本一致的认识，为全党普遍整风作了准备。
三
1942年2月，毛泽东先后作《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整风运动在全党普遍展开。两个报告全面系统地提出了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的任务，同时阐明了整风的宗旨和方针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这两个报告实际上是发动全党整风的动员报告。会后，各单位均传达了毛泽东的报告，并制定了学习计划和检查工作计划，普遍和充分地向党员、干部作了思想动员。同月，针对在职干部教育存在的问题，在总结以往干部教育经验基础上，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要求在职干部应努力学习业务、政治、文化、理论，进一步加强时事与政策的学习，明确“不论任何工作部门，也不论业务教育、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理论教育的任何方面，均须贯彻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与党八股的精神”。4月，中宣部印发《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对下一步整风进行部署。5月，成立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毛泽东任主任。在总学委直接领导下，设立中央直属机关分区学习委员会、军委直属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陕甘宁边区系统分区学习委员会、文委系统学习委员会和中央党校学习委员会。中央总学习委员会每周或每两周召集一次延安干部的学习会，研究学习问题，并讨论时事、政治和工作等问题。整风运动中，1942年4月至8月初，重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1942年8月至12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1942年12月中旬到1943年3月中旬，重点是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1943年3月中旬至10月，各单位就自己的工作和整风学习进行总结。1943年10月，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进一步研究和讨论党的历史问题，对党的历史经验特别是党史上几次大的路线错误进行全面、系统的总结并作出结论。1944年3月，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路线学习、工作作风和时局问题的长篇讲话。1944年5月至1945年4月，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召开，在充分讨论和反复修改的基础上，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内若干重大历史问题作出正确的结论，并且高度评价了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杰出贡献，肯定了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的重大意义。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
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深刻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错误倾向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这一阶段的学习教育，收到了巨大成效。它坚持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正确方向，使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在全党范围内深入人心，这是加强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一大创造。这一时期，党员干部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围绕怎样以从实际出发的观点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怎样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及怎样对待党的历史中一些重大问题展开了大讨论。通过这些学习和讨论，使党员干部在思想上大大地提高一步。通过整风运动，实现了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全党空前的团结和统一，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政治基础。
在全党整风的基础上，1945年4月至6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会议把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大会之后，延安各干部学校掀起了学习七大文件、抽调干部奔赴各抗日根据地参加战略反攻的热潮。
四
延安时期是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的重要历史时期，也是党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范围深入系统组织全党学习教育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积累了许多宝贵经验。
“一天不读报是缺点，三天不读报是错误”，党的高级干部以上率下、带头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博览群书，在窑洞里、油灯下，他系统学习和研究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撰写了《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论联合政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等大量文章。斯诺的《西行漫记》有这样一段记载：“我有一阵子每天晚上都去见他，向他采访共产党的党史。有一次一个客人带了几本哲学新书来给他，于是毛泽东就要求我改期再谈。他花了三、四夜的工夫专心读了这几本书。”在毛泽东的带动下，其他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也纷纷加强学习，带动全党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曾担任陈云秘书的余建亭回忆陈云：“延安时期，从不打扑克，也不跳舞，一有空就看书学习，学习起来很认真。认真地读原著，认真地读参考书籍，认真地做笔记。学习中有不理解的地方，就虚心向理论界的同志请教。”陈云的子女们在纪念父亲的文章中也写道：“父亲读起书来，如饥似渴，有时甚至到了拼命的地步。”这一时期，党的高级干部还经常深入基层指导和解答干部学习中提出的问题，并作辅导报告。如：毛泽东作《论第二次帝国主义战争》、刘少奇作《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作《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报告等。
“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注重在学习中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坚持理论联系实际，是延安时期干部学习教育一以贯之的突出特点，是党一以贯之的学风要求。延安时期的学习不搞大而空，不走形式，注重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并深刻指出毛泽东的著作“是我党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典型著作，因而也应该是我们全体同志研究、分析中国社会、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最好指南针之一”。对于如何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际运动结合起来”。他多次强调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些马列主义的词句，而应当学习他们观察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立场和方法。针对党内存在的一些学者“言必称希腊”等现象，他明确提出：“不要割断历史。不单是懂得希腊就行了，还要懂得中国；不但要懂得外国革命史，还要懂得中国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中国的今天，还要懂得中国的昨天和前天”“只有向民众学习，向环境学习，向友党友军学习，了解了他们，才能对于工作实事求是，对于前途有远见卓识”。
“以理服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延安时期的干部队伍，一部分出身于工人、农民，大都文化程度和理论水平不高；一部分是来自全国各地和海外归国的爱国知识分子、爱国华侨，有的缺乏系统理论学习和党性锻炼，有的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在加强理论教育的同时，注重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宗旨教育，是当时的重要任务。毛泽东指出：“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这一时期，党注重把加强理论学习与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结合起来，注重宣传唯物主义、宣传辩证法，端正党的思想路线、组织路线和文风，从认识论的高度彻底清算党内的“左”右倾错误，特别是清算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王明“左”倾错误在党内的恶劣影响，教育全党干部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和解决中国革命的具体问题。整风运动中，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宗旨和方针，坚持“团结—批评—团结”，坚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等，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
“制定一套完善、正规的学习制度”，着力构建高效管用的学习制度体系。制度问题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点，制度优势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最大的优势。党在延安时期高度重视学习教育制度建设，以中共中央名义制定印发了一系列学习教育文件，内容涉及组织领导制度、学习指导制度、保障制度、考评制度等各个方面。这些学习教育制度的建立和落实，使全党学习从一开始就处于有组织有领导的规范化管理状态，在物质极度匮乏的艰苦战争环境中没有放任自流或者流于形式，反而能够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来，使全党形成自觉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良好习惯，获得不断创新和持续发展的强大能力。毛泽东强调指出，“这样的学习制度，中央要在全国推广，只要共产党力所能及，就要把它推动起来，造成一个学习的热潮”。可以说，延安时期党推进学习教育，不仅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更靠制度，没有这些学习制度保驾护航，在延安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党中央想要在极紧张的战斗活动和极短的时间内“克服自己理论工作的落后性”是不可能的。这也为今后党的理论学习制度建设奠定了基础。
“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坚持“分级分类”与“因材施教”相结合，不断增强学习的针对性实效性。延安时期，恶劣的环境，艰苦的条件，繁重的工作，给全党同志学习带来了不小的困难。为了克服困难，党在推动学习的方式方法上创造了许多好经验。在学习安排上，结合实际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分期发布学习计划，坚持在职教育和学校教育协调发展、统筹推进，使干部教育能够连续地、系统地顺利进行。在学习方法上，倡导“挤”和“钻”的“钉子精神”，毛泽东指出：“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用这两个法子来对付它，学习是一定可以获胜的。”在学习组织上，开展分类编组、分级指导的差异化学习，充分发挥中央学习组和高级学习组等的示范带动作用，争建“模范学习小组”、争当“学习典范”。在学习激励上，设立干部学习节，制定和实施一系列监督、检查与考核制度，做到“勤学者奖，怠惰者罚”，不仅保障了干部学习任务的落实，更提升了干部自主学习的动力和能力。通过这些举措，这一阶段的干部学习教育质量有了很大提高，进一步形成了“认字就在背包上，写字就在大地上，课堂就在大路上，桌子就在膝盖上”的生动学习场面。（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